黄河在河南决溢

关于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水旱灾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:
1.不合理的土地开垦。黄河自古就是一条多泥沙的河流,因此,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对该流域水旱灾害的发生影响极大,黄河上游地区草原植被良好,就可以大大减少中下游的水患。但有唐一代,西北地区是国家的屯垦区,大面积的土地被开垦为农田。据史籍记载,为防止北方突厥与西方吐蕃的内侵,积极在黄河上游实行戍军屯垦。调露二年,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,“度开营田五千余顷”。元和中,宰相李绛请开营田,任韩重华为振武、京西营田、和籴水运使,“起代北,垦田三百顷……东起振武,西逾云州,极于中受降城,凡六百余里,列栅二十,垦田三千八百余顷”。大和末,王起奏请于灵武、宁立营田。宁节度使毕减亦曾募士开营田。唐代屯垦使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大面积土地被辟为农田,虽在当时也增加了粮食收入,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,但从长远的发展看,却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,加剧了气候的干旱,草原和荒漠大面积出现。如,5世纪初,毛乌素沙地水草肥美,赫连勃勃以这里水草肥美,在此选址建统万城。鄂尔多斯高原,在6世纪初还是重要的牧马地,有众多河流。但从8世纪以后,毛乌素沙地和鄂尔多斯高原却变为“广长几千里,皆流沙”,生态环境恶化。唐代长庆二年,统万城“飞沙高及城堞”,反映了植被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。黄河上中游植被的破坏,增加了黄河的泥沙含量,这些泥沙到中下游淤积下来,使下游河道河床抬高,增加了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。唐代为扩大垦田面积,鼓励垦殖。开元、天宝年间,经济最为繁荣,耕地面积大量增加,“高山绝壑,耒耜亦满”。山壑也被辟为农田,对于黄河流域来说,夏季、秋季是多雨的季节,一遇暴雨,便发生山洪;而雨季过后,又往往出现干旱,气候失调。
2.森林大面积被砍伐。唐代由于宫室的大量营造、炭薪的使用,黄河流域的森林被大量采伐。根据《唐会要》的记载,唐高祖时营建弘义宫,并在终南山造太和宫,于宜州宜君县造仁智宫;时修建大明宫、洛阳宫,在坊州宜君县的凤凰谷造玉华宫,作飞仙宫,营襄城宫;唐高宗、时,修干元殿,于东都建明堂,在嵩山之南造奉天宫,于嵩阳县造三阳宫,又于寿安县的万安山造兴泰宫,于东都苑内造八关凉宫,于蓝田县作万全宫,并在渑池县西造紫微宫,在雍州永安县置凉宫;时造交泰殿、长生殿,修勤政楼、明光楼、明仪楼、望春宫,并于骊山置温泉宫;唐德宗时修玄武楼、望仙楼;唐宪宗时做永安殿及宝庆殿;唐敬宗时修汉未央宫;唐文宗时修安福楼、两仪殿、甘露殿、紫云楼;唐武宗时造仙台,修望仙楼;……由于大量宫殿、楼阁的修建,唐天宝年间,两京附近的树木已被砍伐殆尽,当唐德宗贞元十三年户部侍郎、判度支裴延龄奏:“近于同州检得一谷,材木可数千条,皆长七八丈”时,皇帝听后,说道:“人言天宝中,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者尚无,今何近处忽有此木?”反映出唐代黄河流域森林的大面积消失。除了修造宫室砍伐森林之外,唐代取暖做饭使用炭薪,也会使林木面积缩减。唐设有木炭使,负责两京及各官僚机构木炭等的供应。《卖炭翁》记载了农夫为到京城售木炭“伐薪烧炭南山中”的情况。唐代军队常常伐薪作为后勤供应。《旧唐书》卷142《王廷奏传》:“国家自宪宗诛除群盗,孥藏虚竭。穆宗即位,赏赐过当,及幽镇共起,征发百端财力殚竭。时诸镇兵十五万余,才出其境,便仰给度支,置南北供军院。既深入贼境,辇运艰阻,刍薪不继,诸军多分番樵采。”再者,对山地的开发,也使森林资源减少。森林具有涵养水源、加固土壤的作用。黄河流域尤其是山地林木面积的减少,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,干旱发生,雨季山洪暴发,使黄河水量大增,出现河溢,给两京及附近居民带来灾难。
唐代末年,黄河决徙的频率和破坏程度与日俱增。据《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》记载,唐代黄河改道两次,决溢14次,黄河流域水灾38次。
黄河为患,主要由于人为的原因。从唐代后期开始,黄河上中游的大片原始森林,遭到乱砍滥伐,大片牧场被垦为耕地,自然植被遭到破坏。严重的水土流失,引起黄河中下游频繁的水灾。黄河改道发生在唐代末年共有两次。一次是唐景福二年,在滨州渤海县内发生近百里的改道。《太平寰宇记·滨州》记载:“旧黄河在县西北六十里,景福二年后河水移道。”另一次改道发生在唐乾宁三年,又是人为因素所致。这年四月,朱全忠为保滑州城,下令决开河堤,“因为二河,散漫千余里”。据史籍记载,唐代黄河下游经常发生决口。655年至906年,郑州(1次,今河南荥阳、郑州、原阳西部一带)、滑州(3次,今河南洎县东部、滑县、浚县一带)、大名府(1次,今大名、魏县、馆陶、南乐一带)、博州(1次,今山东聊成、茌平、高唐一带)、郓州(1次,今山东阳谷、东阿一带)、齐州(1次,今临邑、禹城、济阳一带)、棣州(4次,今尚河、慧民、滨县一带)等处先后决口。黄河决溢便意味着重大水灾的发生。如唐如意二年,黄河在山东决溢,“坏居民两千余家”。唐圣历二年,黄河在河南决溢,“河溢怀州,漂千余家”。唐代黄河决溢14次,有8次殃及河南,其中两次灾情特别严重。唐开元十年,“七月甲子,怀、卫、郑、滑、汴、濮、许等州澍雨,河及支川皆溢,人皆巢舟以居,死者千计,资产苗稼无孑遗”。这是一次严重的水灾,七个州受淹,遇难者数以千计,房屋财产、田地庄稼,全被洪水洗劫一空。另一次河溢发生在唐开元十四年,“秋,天下州五十水,河南、河北尤甚,河及支川皆溢,怀、卫、郑、滑、汴、濮民皆巢舟以居,死者千计”。仅隔四年,悲剧在同一地区重演,黄河决溢又一次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唐代黄河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繁,在唐统治的二百多年中,很少出现风调雨顺的年份。有时出现季节性或跨年度的干旱,有时出现连年雨涝,有时出现一年中又旱又涝的情况。且旱涝的灾害性后果相当严重,旱灾致使庄稼绝苗,颗粒无收,雨涝造成房舍倒塌,人畜伤亡,田稼被淹,引起饥荒。根据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及《唐会要》的记载,唐代中州地区水旱灾害情况如下:
贞观元年,山东诸州大水。 贞观四年,许州水。
贞观七年,八月,山东、河南四十州大水。 贞观八年,山东、河南三十州大水。
贞观九年,八月,山东、河南、淮南大水。
贞观十年“关东及淮海旁州二十八,大水”。
贞观十一年,“秋七月,大雨,谷水溢入洛阳宫,深四尺,坏左掖门,毁宫寺十九所;洛水溢,漂流百家”。
贞观十八年,谷、豫、宋、亳等州大水。 贞观十九年,沁、易二州水,害稼。
永徽四年,“夏、秋旱,颍州等尤甚”。
永徽六年,“六月,滑、汴、郑等州水,害稼;洛州大水,毁天津桥。”
总章元年,“京师及山东、江淮大旱”。 仪凤二年,夏,河南、河北旱。
永隆元年,九月,河南、河北诸州大水,有溺死者。
永隆二年,八月,“河南、河北大水,坏居民十万余家”。
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,“连日大雨,至二十三日,洛水大涨,漂损河南立德、敬弘、洛阳景行等坊二百余家,坏天津桥及中桥,断行人累日。先是,屯降大雨,沃若悬流,至是而泛溢冲突焉。……国中大饥……自陕至洛,死者不可胜数”。
永淳二年三月,“洛州黄河水溺阿阳县城,水面高于城内五六尺。自盐坎以下至县十里石灰,并平流,浸桥南北道无不破碎”。同年夏,河南、河北旱。
垂拱四年,二月,“山东、河南甚饥乏”。 永昌元年,三月,旱。
如意元年,“四月,洛水溢,坏永昌桥。漂居民四百余家。七月,洛水溢,漂居民五千余家。八月,河溢,坏河阳县”。
长寿二年,“河南州十一,水”。 神功元年,“河南州十九,水”。
圣历元年,六月,“戊辰,洛水暴涨,坏庐舍两千余家,溺死者甚众”。
圣历二年,“七月,丙辰,神都大雨,洛水坏天津桥。区,河溢怀州,漂千余家”。
久视元年,十月,洛州水。 长安二年,“春,不雨,至于明年五月”。
长安三年,“冬,无雪,至于明年二月”。
长安四年,“自九月至十月,昼夜隐晦,大雨雪。都中人畜,有饿冻死者”。
神龙元年七月,“洛水涨,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”。
神龙二年四月,“洛水泛溢,坏天津桥,漂流居人庐舍,溺死者数千人”。“冬,不雨,至于明年五月,京师、河北、河南旱,饥”。
神龙三年夏,“山东、河北二十余州大旱,饥馑死两千余人”。开元三年,河南、河北水。
开元四年,七月丁酉,洛水溢,沉舟数百艘。
开元五年,“六月,壬申,巩县暴雨连月,山水泛溢,毁郭邑庐舍七百余家,人死者七十二。汜水同日漂坏近河百姓二百余家”。开元六年,六月甲申,漉水暴涨,坏人庐舍,溺杀千余人。
开元八年,六月壬寅夜,“东都暴雨,谷水泛涨。新安、渑池、河南、寿安巩县等庐舍荡尽共九百六十一户,溺死者八百一十五人。许、卫等州掌闲番兵溺死者千一百四十人”。
开元十年,五月,“东都大雨,伊、汝等水泛涨,漂坏河南府及许、汝、仙、陈等州庐舍数千家,溺死者甚众”。
开元十一年,十一月,“自京师至于山东、淮南大雪,平地三尺余”。
开元十二年,六月,豫州大水。
开元十四年,夏,旱。“秋七月,癸丑,渥水暴涨入漕,漂没诸州租船数百艘,溺死者甚众。是秋,十五州言旱及霜,五事州言水,河南河北尤甚”。
开元十六年,东都、河南、宋、亳等州旱。
开元十八年,六月,“东都水暴涨,漂损扬、楚、淄、德等州租船。壬午,东都洛水泛涨,坏天津、永济及漕渠斗门,漂损提象门外诸铺及仗舍,又损居人庐舍千余家”。
开元十九年,“秋,河南水,害稼”。
开元二十年,“秋,宋、滑、兖、郓等州大水”。
开元二十二年,“秋,关辅、河南州十余,水,害稼”。
开元二十八年,“十月,河南郡十三,水”。
开元二十九年,“暴水,伊、洛及支川皆溢,损居人庐舍,秋稼无遗,坏东都天津桥及东西槽,河南北诸州,皆多漂溺”。
天宝四载,“九月,东都、洛溢,坏十九坊”。
天宝十三载,“东都洛暴涨,漂没一十九坊”。 永泰二年,河南数十州水。
大历十二年,秋,“大雨。是岁,春夏旱,至秋八月雨,河南尤甚,平地深五尺,河决,漂溺田稼”。
贞元元年,陕西大旱,“春,旱,无麦苗,至于八月,旱甚,灞、将竭,井皆无水”。
贞元二年,夏,“东都、河南、荆南、淮南江河泛溢,坏人庐舍”。
贞元八年,秋,“大雨,河南河北、山南、江淮凡四十余州大水,漂溺死者二万余人”。
贞元十八年,夏,申、光、蔡等州旱。
元和八年,许州奏:大雨摧大隗山,水流出,溺死者千余人。
元和十一年,五月,京畿大雨,害田四万顷,昭应尤甚,漂溺居人。……陈、许等州各损田万顷。
元和十二年,秋,大雨,河南北水,害稼。
元和十五年,宋沧、景等州大雨,自六月癸酉至于丁亥,庐舍漂没殆尽。
长庆四年,十一月,京畿、河南、江南、湖南等道大水害稼。
大和二年,六月,陈州水害秋稼。
大和四年,夏,曹、濮雨,坏城郭田庐向尽。……许州自五月大雨,水深八尺,坏郡郭居民大半。其年十一月,京畿、河南、江南等道大水害稼。
大和六年,河东、河南、关辅旱。 大和八年,夏,陕、华等州旱。
大和九年,秋,京兆、河南、河中、陕、华、同等州旱。
开成二年,八月,“山南东道诸州大水,田稼漂尽”。
咸通二年,“秋,淮南、河南不雨,至于明年六月”。
乾符五年,“秋,大霖雨,汾、浍及河溢流害稼”。
由此可见,中州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,不但给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,也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。我国自古代以来,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利用,已带来无法挽回的消极影响,也使我们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到人类活动与自然的辩证关系。在新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中,人们应自觉接受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,摈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,树立科学的发展观,增强环境保护意识,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,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,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保障,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。